——访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亮

浙江日报报道 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引擎，消费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

当前，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、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，在一系列稳投资、促消费政策作用下，市场需求逐步释放。5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3.3万亿元，同比下降6.7%，降幅比4月收窄4.4个百分点。

消费市场活力逐步回升，但也要看到，接触型、聚集型特征明显的餐饮消费降幅依然较大，商品零售增速仍未转正。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市场信心？本报记者专访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亮。

记者：目前促消费政策不少，但消费意愿仍不是很强，怎么看？

肖亮：从时间上看，疫情反复了两年多，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企业，都进入了相对疲软的状态。尤其今年上半年，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特点，受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不一致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，消费者感到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，居民收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动力不充分，消费信心和意愿明显下降。

从环境来看，供给侧方面，今年以来的疫情防控措施，采用了相对严格的人流和物流的管控，不仅直接冲击聚集性与场景式消费，也对商品正常流动带来了极大挑战，延缓甚至限制了部分企业复工复产计划的落实。需求侧方面，即使部分消费者有较强的消费意愿，但因出行受到限制，良好的外部消费氛围难以促成，客观上限制了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。

记者：怎样让更多人愿意“买买买”？

肖亮：首先，政府要彰显稳经济大盘的决心、信心和恒心，向群众和企业传递更为积极和清晰的信号。在疫情总体做好管控的情况下，把稳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最大程度削弱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，尽快恢复公众消费信心。

其次，就是要适当放宽一些政策的限制。比如，在出示健康码、核酸检测等一些前提条件不松动的情况下，因地制宜放宽对人员流动的限制。还有，适当放宽重点领域的消费限制，例如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房地产、汽车。过去为了调结构，设置了相对严格的限购政策，现在可以适当放松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以前那种过热的状态，只是作为临时短期的刺激手段。长期来看，对房价的抑制还是必须的。

还有，要在生产后端、销售前端两端发力，促消费政策才有指向性。现在大多数促消费政策集中在消费产业链前端，以汽车行业为例，现在各地都针对汽车发放了消费券，但不管是原材料成本、零部件成本，还是物流成本都在涨，这导致汽车的价格本身就比原来高，削弱了汽车消费券的吸引力。

另外，省级各个部门、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也需要相互配合，有延续性、整体性。既注重省级相关部门在政策措施制定方面的横向联动，发挥政策叠加放大效应，也注重政策实施过程中省、市、县的纵向联动，推动政策靠前发力。

其实，促消费最重要的牛鼻子，就是现代流通体系的构建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，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。比如，当下要充分释放生鲜消费、服务消费、夜间消费、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农村消费等需求。一方面促进消费新热点和重点消费领域形成规模；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补齐扩大内需的消费型基础设施短板，如冷链物流设施、智慧商圈、高品质步行街等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将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及其带动的投资需求，转化为畅通双循环的重要动力。

记者：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，政策应该怎么发力？

肖亮：与可支配收入有关的费用上，政府可以考虑出台政策，减轻群众负担。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中有关附加项目扣除上限、增加可以抵扣的附加项目等，这样人们会在收入提高上有一个最直接的感受。还有住房公积金，使用方式可否更加便利化，比如不单单只用于购买住房，还可以用来购买汽车。这些是短期内让收入有较大改善的地方。但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是工资性收入。我个人认为，在产业经济没有完全恢复之前，工资性收入提升的空间并不大，这需要整个经济大盘一同发力，并非一时之功。

其次就是我们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着力的“扩中”“提低”。可以针对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群体，出台扶持政策，着力解决个体创业者面临租金、融资、社保和税费等方面难题，稳定居民就业率，让他们加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来。

第三，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、兜底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，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，以及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。其中，医疗保障方面可以尝试扩大医保的范围。我们问过很多人，特别是老人，普遍反映现在能用医保买到的好药越来越少。疫情呈多点散发，人们对未来的医疗保障水平还存在疑虑，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上发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