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谓共享经济，就是让你坐上车，然后堵在路上。”北京一位市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的这一感慨，引发了共鸣。

    而滴滴出行的总裁柳青，在一次论坛上大谈“互联网+”给市民带来出行便利的时候，也遭到一位广州听众的质疑：“请您解释下这样一个问题，原来广州是早晚高峰堵车，现在滴滴优步出现后，为什么几乎随时都是高峰？”

    这样的现象，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。

    科技改变生活，这已是常识。近年来，“互联网+”的趋势潮流开始盛行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很多被“互联网+”颠覆与改变，但从目前国内的发展来看，一些事物在具有创新进步意义的同时，也存在一些不得不说的弊端。这些弊端与进步如影随形，一些原本带来便利进步的技术，在实际运行中却变了味，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背离初衷的趋势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“互联网+”的利弊之惑。这其中，与民生相关的交通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    被逼出来的智能出行第一镇

    柳青曾经在美国投行工作，她之所以毅然回国投身于处于创业起步阶段的滴滴出行，是由于两次亲身经历。

    一次，她要去和一位政府负责人谈事，从北京的上地出发，先是遭遇无车可打，又历经主干路大堵车，半小时无法挪动不得不改乘地铁，从地铁口出来后，为赶时间，在雨中她身穿礼服坐上一辆黑摩赶到约定地点。此时，那位政府负责人已经等了她20分钟。

    第二次，是公司一位人事部门的高管向她提出辞职，原因是怀孕了。柳青说这是好事，我们公司的福利制度你清楚，完全可以享受高福利的产假回来再上班啊！但对方无奈地说：“公司在上地，而我家在南四环，怀了孕是万不能挤地铁的。而打车不是打不到，就是堵在路上。”

    “这两次经历，坚定了我要加入滴滴出行的团队。”柳青说。

    “互联网+”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出行难题。家住立水桥的一位北京市民，深感网络约车服务给自己带来的便利。他居住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，距离地铁较远，每到早高峰就有寸步难行的感觉。“那种感觉很痛苦，走到地铁20分钟，公交半小时一趟，出租车又不过来。”

    网络约车服务兴起后，坐在家中一部手机就可以约到合适的车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

    两年多以前，央视拍摄的新闻短片《跨省奔波的上班族》，让不少人关注到了燕郊族的双城生活，特别是对白发老人替孩子排队挤公交的镜头印象深刻。如今，两年时间过去了，科技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燕郊族的出行方式。

    滴滴出行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《知道——华北城市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》显示，作为环北京15个卫星城之一，燕郊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智能出行第一镇。过去一年，燕郊地区的智能出行总量呈爆发性增长，月均增长率达到了57.8%；而燕郊族早晚高峰的出行时间分别为6时50分和18时到21时之间。

    “在城乡结合部，网络约车技术模式确实贡献很大，燕郊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智能出行第一镇。”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称。

    安全拥堵等问题随之而来

    网络约车的流行，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——如何保障乘客安全？

    “我被恶意恐吓了！”常用网络约车的孙倩，接到一个令她有些心惊肉跳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是曾送他到家的司机。原来，由于等待时间过长，加上司机不认识路，让她原本20分钟就能到家的车程足足用了近1小时。感到不愉快的她给司机点了个“差评”，却招来司机夹杂着粗话的炮轰电话。

    被司机“骚扰”，成了一些乘客的共同经历。点开司机的评价页面，尽管系统对乘客的手机号进行了部分屏蔽，但由于司机和乘客通话时手机页面上显示着双方的号码，部分司机一旦发现自己有了“差评”便可以轻易找到顾客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一些司机还会恶意骚扰女乘客，加对方微信进行性骚扰。

    除了安全，人们还发现，原本为了解决拥堵的网络约车，却让城市越来越堵。

    “现在很多人来北京开网络约车，用的是外地车牌。之前早高峰是早上7时到9时，现在却几乎没有不堵的时候，私家车都上街了，能不堵吗？”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吐槽。

    而乘客陈斌也印证了这一说法，他说外地车牌早9时以后解除限行，之前他为躲早高峰9时左右出门半小时可以到公司，现在他发现即使早9时出门，要一个小时才可以到办公室。他认为就是因为网络约车，特别是外地车牌的私家车上街造成的。

    除了交通，包括“互联网+”带来的大数据，也存在利与弊的交锋。

    “大数据带来的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。平台方收集了消费者所有的消费习惯，那么就会存在安全隐患。”

    没有约束的科技是危险的

    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看来，没有约束的科技是危险的。“任何时代人的认知都具有时代局限性，我们没办法预先把所有的不确定性消除，这就意味着总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会出现——如果是好的，倒也无妨；如果是恶的，其影响就很难消除。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这种可能性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。为此，预先设置一些高于当下实践要求的伦理规范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。”

    但在一些互联网的信徒看来，正是技术的出现才会促使问题的解决。“这就是‘倒逼’效应，可以带来便捷的技术为何不用？至于制度法律那是社会系统的事情，技术不应该承担责任。”一位互联网从业者如此认为。

    李侠也认为，规范与实践的矛盾正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。通常来说，规范都是来自于过去经验的总结与提升，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保守性，而研究实践则是开放的与动态的，并保持着永远向前的势头。如果规范的进步速度远远赶不上研究实践的步伐，僵化的规范就会成为研究的障碍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伴随“互联网+”的全面推进，一些技术规范和政策法规应及时调整。“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给‘互联网+’立下规范，不能让其裸奔前行，野蛮发展。”李侠如是说。

    “科研人员有义务、也有责任为减少网络技术使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、规范网络行为作出贡献，制订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自律准则。”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