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零点起，滴滴顺风车全面下线，继续整改客服体系，同时免去两名高管职务。温州女孩在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遇害，让公众把矛头指向了滴滴。在众多的口诛笔伐中，有一种声音认为，2018年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的“黑化”之年。

“此前，它们是创新先锋、财富偶像、天之骄子；现在，越来越多人觉得它们为富不仁、飞扬跋扈、敷衍塞责。”传播学研究者、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表达愤怒，在他看来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童话年代结束了，他说在9月即将出版的《Platform Society》一书中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几位研究者总结认为，互联网平台有几大特征：数据化（基于用户数据的商业模式）、集中化（垄断趋势）、个性化（例如个性化推送）、全球化（海外市场扩张），以及模糊化（obfuscation）。这个公众比较陌生的“模糊化”，指的是：这些平台公司往往会用一些美妙的词汇和说法，来掩盖背后的真实产品逻辑。

因为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，Facebook一夜间黑化，民意从“怎么能监管Facebook”变成了“怎么监管Facebook”。在公众眼里，扎克伯格从美国偶像，变成了全民公敌。从郑州空姐到温州女孩，滴滴从“美好出行”变成了“没好出行”，要求柳青、程维公开道歉的声浪，一浪高过一浪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互联网公司为什么会变“坏”？

关于创业公司有没有“原罪”，其实早有过讨论，往往只有一家创业公司拥有突破边界的想法和能力，即所谓创新，才会获得成功。但创业公司往往存在长期高速发展，但在钱和其他资源上捉襟见肘的矛盾，以至于存在投机取巧的“原罪”，当然也有人称其为“增长黑客”。一位招聘网站的负责人就曾在私下表示，假若在创业初期就将审核规则设置得非常严格，那用户的增长就不可能跟上同业竞争的速度，最后“死”于无名。只是这份侥幸心理最终传导到用户端，后果谁也无法预料。

微博CEO王高飞身处其中，观点更为中立，他认为互联网的初心是好的，在10年前SNS或共享经济出现的时候，这些充满自信的创业者相信可以靠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，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确实比之前的传统公司好。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，互联网公司也在创造新的问题。而对这些新问题的不作为是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恶化的原因，比如大部分SNS（社交网络服务）都把《失控》奉为圣经，认为系统会自愈，将选择权交给用户就会解决一切问题。这种视而不见终归过于理想化。

当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公司已经渐渐失去边界，不再是创业创新中的新物种；当互联网带来的好处用户早已习惯，不再感激这些公司带来的改变……社会确实正在反思过去10年互联网的负面影响，以及对于未来，我们又该如何远离“野蛮生长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