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信诈骗、网络赌博、网络水军……在这些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背后，有一批人悄然为其打下“地基”，提供“秒拨IP”服务。云南近期对一起“秒拨IP”黑产案作出宣判，该案犯罪团伙利用掌握的大量宽带，短时间内制造百万量级IP(网络地址)形成“IP池”，绕开正常IP限制，令警方难以追查。目前，此类现象依然面临着取证难、法律惩处力度不足等难题。 反侦查措施堪比谍战片 外观简陋，内部却集中着许多高科技设备：门口设置门禁报警系统，有人闯入手机上就会进行提示；房间内安装360度远程智能摄像头，实时监控安全情况；几台电脑使用的是遥控WIFI智能插座，随时可以自动重启虚拟服务器并将电脑格式化……这不是谍战片里的镜头，而是为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提供“秒拨IP”服务的机房。 “该团伙的反侦查意识之强、技术手段之高，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。”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一处处长杨兴南说，“秒拨IP”犯罪仍属新类型犯罪，为顺利侦办，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对全省网安民警进行多次培训，甚至组织技术、法律专家对“秒拨”技术原理和窝点反侦查措施等进行研究。 2020年，云南警方陆续接到多起涉赌涉诈案件协查线索，循线追查到汇鼎公司设立在楚雄州的机房后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“秒拨IP池”。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民警陈跃海介绍，“秒拨IP”利用的是家用宽带上网每次断线重连就会获取一个新IP的原理；犯罪团伙掌握了大量宽带线路资源，短时间内制造海量IP形成“IP池”，少则十万量级，多则百万量级，从而绕开正常IP限制策略，让警方难以追查到真实IP。 当年9月，云南省警方统一行动，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及行业“内鬼”共34人。法院审理查明，该团伙违规开展虚拟公共互联网代理访问服务和宽带转租业务，为他人实施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。团伙所涉网络设备关联出多起网络赌博案、电信诈骗案。 “秒拨IP”成犯罪基础设施 在这起案件中，主犯赵某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身份：某公安局民警。数年前，赵某在办理一起非法经营电信增值业务案时与嫌疑人胡某某结识，案子还没办结，两人就商量起了搞电信增值业务的事。2018年，两人合伙使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成立了汇鼎公司，取得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。 但赵某却在全省下了一盘大棋：自己负责管钱并在全省选取IP资源丰富的县区，安排手下在选好的县区租房、办理宽带入户手续，胡某某负责办证、购买安装设备以及在后台掌控各窝点运行，技术骨干徐某某负责维持设备正常运行，还有人负责以公司法人、股东身份接受和应付日常检查、调查处理等。不到两年半时间，这个分工明确、合作高效的团伙一共在云南16个州市开通宽带账号150个，设立机房31个。 网安民警介绍，当前，“秒拨IP”黑产仍在不断扩大IP资源的地域覆盖范围，部分平台甚至可以提供韩国、美国等IP资源。 “秒拨IP”使用周期结束后，难以区分秒拨IP和正常用户IP，单台秒拨机可使用全国上百个地区的IP资源，而使用者不一定身处何地，导致其隐蔽性强、溯源难。其后果一是大规模占用网络资源，扰乱网络安全秩序；二是成为滋生各类网络违法犯罪的土壤、严重危害网络安全。 在“秒拨IP”黑产的最上游，是非法广告推广、网络赌博、电信诈骗、网络水军等网络犯罪活动。河北群众周某某被诈骗近4万元、广东群众杨某被诈骗8万余元……赵某团伙经营的窝点中，仅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的窝点就已关联6起电信诈骗案件，其他窝点网络设备产生了多少犯罪案件，难以查清。 犯罪成本低、打击难度大，监管亟待加强 该案折射出警方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的诸多困难，其中最大制约是司法惩处力度不足。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法制监督室负责人康鑫介绍，目前类似该案这样为网络犯罪提供工具的，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但这两项罪名的刑期均为“三年以下”，与其产生的危害相比，犯罪成本显然太低。如不加重司法惩处力度，长此以往，此类犯罪可能“越打越多”。 同时，认定这类犯罪又存在着较高标准。以上述两项罪名相关司法解释为例。一是要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，但嫌疑人是否主观上“明知”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认定。二是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是“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”，即最少涉及3起案件。就此次IP池类案件看，目前仅能从已发生的案件追溯倒查至某“IP池”，但“IP池”中的诸多IP还被利用发生了哪些具体案件，仍无手段能够查实。三是证据上要求半年留存日志、痕迹记录等。但随着违法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，设定的自动格式化等程序足以毁灭上述证据。 2021年10月23日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在网上公布，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让基层办案民警看到了希望。他们期盼该法律尽快出台，建议从国家层面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。对法律规定的主观上“明知”，通过出台司法解释降低认定门槛，如对搭建“秒拨IP”等犯罪基础设施的人员可考虑直接认定为“明知”。“如果不是用于违法犯罪，普通人谁会用到这些功能呢？”办案人员说。 |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