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双减”政策下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，记者调查发现——

教培机构悄然闭店留下“烂摊子”

北京日报 上个周末，对国内教育培训行业来说不同寻常。据新华社7月24日报道，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“双减”意见)。“双减”意见的正式落地，严肃整顿教培行业已成定局。

重拳之下，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教培机构已经关停或提前退场，培训的热度已现降温苗头。但是，一些野蛮生长多年的教培机构不愿善后，留下的退费难、找人难的“烂摊子”，让家长和学员们倍感无奈。连日来，多位市民向本报及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，他们遭遇了退费难的困扰。

数据

27天12345热线接诉超4000件

在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的问题中，关于培训机构退费的问题尤为突出。记者梳理12345热线统计发现，从7月1日至7月27日，市民反映培训机构退费问题的诉求超过4000件。其中，“双减”措施出台后，仅7月25日至27日中午，涉及培训机构退费的相关诉求就达到1084件。

其中不少市民反映，原本正常的培训机构突然关闭停业，有的多次变更注册地址，有的声称遇到了经营困难，后来甚至联系不到相关负责人，退费就更难上加难。

市民申请退费的原因多是与预期不符。多位市民反映，培训机构有虚假宣传的嫌疑。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表示可以大幅提高学习成绩，有的培训机构课堂质量及师资情况与之前所宣传的有很大差别，还有的成人证书类培训机构宣称“免考必过”“考不过就退款”……

然而，即使还能找到培训机构，消费者想要申请退款仍然面临一系列麻烦：有的培训机构提出需要赔偿违约金；有的则要扣除手续费；有的培训机构原本说好几个工作日内钱就可以到账，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过了几个月也没退还。

记者了解到，此类诉求大都派单至属地市场监管局、教委等职能部门，由他们进行协调处置。还有的协调不成，相关部门建议市民走司法程序进行维权。

遭遇1

培训机构频繁变更地址“躲猫猫”

张先生的孩子正在上小学，他在东城区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已经连续三年为孩子报名学习了，去年12月，他又预交了一年的学费。今年6月底，培训机构的老师告诉他，因为有事暂停培训，两周后再开课。然而，两周过后，张先生迟迟没收到复课的通知，等他赶到培训机构所在地的时候，发现培训机构已经搬离了。

机构负责人曾回复称，当前阶段无法在原址线下授课，他们正在联系新的地址，请大家继续等待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陆续有其他家长开始接受线上课程，张先生想要协调退费，却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多了。

通过拨打12345，张先生才知道该公司已经迁址到丰台区了，东城区工作人员建议转派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处理。然而，等收到丰台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复，张先生才得知该公司又迁址到密云区了，目前他正等待密云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回复。“因为涉及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协调退费事宜也就不得不放缓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培训班竟然通过频繁变更地址，跨区玩起了‘躲猫猫’！”

无独有偶，市民张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。她去年报名的一家位于朝阳区的成人教育机构，由于迟迟没有安排考试，自己又联系不上相关负责人，就拨打12345请求协调退款。然而，朝阳区职能部门告知该机构注册地转到大兴区了，大兴区核实后告诉她该机构又迁址到了朝阳区，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，如今该机构又迁到了海淀区。“这两天，终于有机构负责人联系我了，说只能退回一半的费用。虽然不甘心，但我只能接受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不愿意在退费上再耗费自己的精力了。”

遭遇2

一节课没上“转会”还要另交费

谈及当时选择北京利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初衷，市民郭女士说，该机构成立的时间不短了，也有一定的口碑。而且，授课老师基本都是全科老师，这也是很多家长对此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今年1月，郭女士一次性续交了100课时的费用，总共花费了两万多元。前几天，该机构突然闭店，课时费还剩了1万多元，郭女士一下就急了。

听说这个消息后，与郭女士有着同样经历的家长共同组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其中一位家长反映，他是在7月13日刚刚报名交费的，一节课都还没来得及上，就收到了7月17日闭店的消息，“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闭店前依然卖课促销？”郭女士说，据她所知，还有的家长甚至一次性交了10多万元的费用。

另一位家长陈女士说，培训机构闭店后，曾有一名工作人员建了家长微信群，声称善后处理方法是把家长介绍到其他培训机构，不过，因为新机构不认可原来的交费，家长需要向新机构另外支付课时费，孩子才能继续学习。

显然，这一提议无法得到家长们的认可，微信群也随之解散。如今，家长们已经无法联系到相关负责人。“之前一下子交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却没人和我们讨论退费问题。我们希望相关负责人能够出面解释，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。”记者根据家长提供的联系方式，也无法联系上该机构相关人员。

遭遇3

学费没退成却等来闭店通知

无论是学科类的教育培训，还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早培班，教育培训行业大都是预付式消费的模式。一旦家长们提出退费，能妥善解决的并不多。

位于蓝色港湾商圈的“海谷龙”，是一家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早教培训机构，李女士2018年9月为孩子报名并且买了一年的课时包。由于觉得课程还不错，当年12月，李女士再次购买了一年的课时包，两次加起来，总共花费3万多元。2019年9月，在第一年的课时包即将到期之际，由于门店装修味道比较大，导致培训机构停了三个月的课。后来，又赶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门店迟迟没能复课。

“这期间，我向他们申请退费，但是被他们以疫情为由拒绝了。”李女士一直等到2020年10月，门店才正式恢复授课。虽然再次提出退费的申请，但是门店工作人员同样拒绝了，并且还告诉李女士，第一年的课时包只剩下10余节课了，退不了多少钱，建议李女士将课程上完。

李女士只能同意让孩子继续上完剩下的课程，并向门店多次申请了第二年课时包的退费。直到今年3月，一位负责人才答应退费，不过说走相应的手续需要三个月的时间。当6月上旬李女士再次和门店工作人员沟通时，工作人员查询后表示，7月底才能开始退款。没办法，李女士只好继续等待。直到7月初听别的家长说起，李女士才得知门店已经彻底关闭了。

7月24日，记者来到“海谷龙”蓝色港湾店，只见大门紧闭，上了两把锁，店内漆黑一片空无一人。门口的消毒记录显示，最后一次消毒是在6月30日。大门上还张贴着蓝色港湾发布的通知，上面写道，“海谷龙”拖欠其租金等合同款项，直到7月1日闭店也未就合同履约事项及重新经营进行有效沟通，“针对该商户的经营问题，我司希望‘海谷龙’负责人尽快出面与我们沟通，协商处理后续事项的处理方式，给予广大顾客的权益一个合理的交代。”

有家长向记者提供了一位门店工作人员发在微信群里的截图，其坦承公司遇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。另一位相关负责人也在群里声称，目前公司的收支无法维持经营。“对各位家长造成的损失，公司和股东希望今后用各种方法给予补偿。”不过，目前为止，退费并没有任何实质进展，“我们现在根本联系不上相关负责人，家长们的微信也都被拉黑删除了。”李女士无奈地说。

原因分析

三大因素导致退费难

通过深入调查分析，记者了解到，造成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的原因主要有签订合同不规范、部分培训机构将预付费用于金融运作、商家违规成本低等三大原因。

目前，有些商家合同相对规范，明确规定了退费方式，比如在扣除一定手续费之后按照课程消费情况进行退费；但可能与消费者的预期不一致，也会产生争议。而有的商家没有合同或者合同中没有退费条款，包括商家的宣传标语、线上的页面广告，虽然类似于合同的效力，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，更容易产生纠纷。

有市民反映，有些培训机构会用预付费进行金融资本运作，导致账面上资金不足，消费者想要退费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有些破产倒闭的机构，就很可能是资金运作上出了问题。此外，还有的培训机构在交费的时候，会诱导消费者去平台办理贷款，由于关联到多个平台，一旦想要退费，就会特别难。

退费难的另一个突出原因是，有些商家不打招呼，直接关门停业，导致消费者退费无门。有市民反映，有的培训机构这边关门，到外地就可以继续经营。

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预付式消费开展过专项研究，政府治理事业部总经理付艳华表示，商家关门停业导致的退费问题，司法程序是最终的救济手段，但消费者往往因为不熟悉司法程序、没有精力诉讼或者不值得请律师等原因而放弃，导致有些退费问题不了了之。怎样通过有效执法和司法救济切实约束相关机构，也是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。

针对目前教育培训机构善后退费难问题，记者了解到，部分地区试点运行了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，以加强对商户资金的监管，这种模式已逐步开始推广。目前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已经逐步得到规范，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，尤其是对其广告和合同的审查。

“双减”意见出台，敲响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钟声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。付艳华提示，相关政策的出台，可以加大对教辅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，但应该有进一步的细化政策，通过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解决可能引发的退费问题，以保证顺利过渡。

相关试点

完善监管闭环

多地上线资金监管平台

据媒体报道，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农业银行推出了“朝阳预存宝”资金监管平台，在这一监管模式下，商家通过平台收取预付资金，并依托银行进行资金监管。无论消费者预存多少费用，商家只能自由支配消费者已实际消费的额度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恶意卷钱跑路风险，消费者也不必担心商家挪用预付金作为其他用途。

石景山区相关部门共同开发了“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”，消费者可登录微信“预付宝”小程序，在搜索框内输入商家名称，或者到店扫描商户二维码，即可查询商户信息、进行预付式消费、退费或维权投诉。该平台推行准入核验备案和失信禁入制度，商户信用在平台上一览无遗，可实现“预付消费”事前查询、事中留痕、事后维权的监管闭环。

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朱涛也认为，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可以通过第三方托管或者缴纳储备金等方式，来加大对培训机构可能产生的预付费退费的风险管控，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。朱涛表示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公共的监管平台，能把钱真正管理起来，防止出现退费难的问题。

朱涛认为，这次出台的“双减”意见内容和目标都很明确，关键在于政策如何落地。为解决培训机构退费难题，有关执法机构应该加强监管力度，并且确保能够执法到位。

朱涛还表示，对培训机构的监管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，未来应有更多政策出台，来完善市场引导机制。实习记者 孙延安